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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探讨四书应该怎么教：教育者需更多文化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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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12 13:2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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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识课，“有热情但未必能有好效果。”
四书会不会成为国民教育科目[注: 学科-学科：①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也称“科目”。]
弥补分科太细导致的视野狭隘，打破百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隔膜——大学通识教育针对的实际上是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沉疴。但是，只有从初步的教学做起，才谈得上代代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提出，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重建，让传统价值在当代社会重新发挥作用；四书是儒家经典体系在古代的新集结，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在当今时代，同样必须应对这样的挑战。
陈来对于四书作为科目正式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同时，他对当下大陆的中小学仅选段教学四书、大学通识教育难以与高中教学对接表达了担忧，在他看来，台湾的相关经验值得大陆同行借鉴。
为此，台湾慈济大学的林安梧教授具体谈到了台湾当下的做法：首先要从中学生开始选读和熟读四书，台湾有《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基本教材》，也有字义训诂的教学。“没有熟读，就只会意气论辩，这样则永远不会明白四书的道理。”此外，林安梧建议大陆尽快恢复“三祭”传统，如把“9·28”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诞辰日作为教师节，把孟子生日作为母亲节，“因为有氛围、情境，才能有生长；读儒学不是求功名，而是让百姓日用而不知”。
熟读和论辩，究竟孰先孰后？与林安梧的观点不同，郑宗义则认为，现在是价值多元的时代，生活处境不同了，每个人学习经典时的心气也会不同，有些人不通过论辩就没法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些人则会受到感动，而这种感动一定是能够说明白的，因此，“今天读四书时，应该把其中的义理讲清楚”。
张汝伦教授以其在复旦大学多年讲授《论语》课程的亲身经历，谈了他的体会：“绝大部分来上《论语》课的同学是为了求‘道’，其中许多学生在中学时就已经熟读《论语》了，再来上课，一定是希望从你这里听到比杨伯峻的解释更多的东西”。在他看来，对于儒家价值，说教与维护都没有用，教师一定要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中国思想能不能用一套完整的理路讲出来？应该向学生讲清楚：知性之外还有理——理分为事理、情理、天理。”
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体系中开设四书课程，不仅涉及高校的课程教育，还指向了更普遍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层面。对此，郑宗义教授表示：四书教育有助于建立民族文化认同，如果人们对文化与公民的价值理念有认同，就能建构起公民身份，进而建构起国民和民族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四书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在高校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儒学教学的学者依然显得孤立。
多年来在大陆努力推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学者甘阳就谈到：“我每年会举办一个全国通识教育讲习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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