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胡同距三联韬奋书店不远，位于闹市，章太炎故居亦不知几经易主，现为民居，早非旧时轩敞景象。他从龙泉寺出来，曾暂住本司胡同一位徐姓医生家中，而后方赁居于此，此处虽可得读书著述之安闲，却也是他的伤心地：他的高足黄侃在此陪住被逐，他的爱女在此抑郁自尽，眼见得群魔乱舞、国势阽危，却无力回天[注: 回天：比喻力量大，能移转极难挽回的时势； 无力：没有力量。 无力回天，比喻局势或病情严重，已无法挽救。-wulihuitian]。巨大的悲痛击倒过他，使他不时直面死亡，他绝食每每被阻，遂大书“速死”二字悬于壁上，以为“念念趣死，死则自至”。这一想法或者根据不足，然而也不是矫情虚言。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的若干为俗世指为“疯言疯语”者，皆可作如是观。传说有人曾前来游说他写一份拥戴袁世凯称帝的“劝进”信，即可获得自由。他竟然应承了，而后，果有一份出自他的手笔的函件交到袁氏之手，展开一读，道是：“……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官僚之手，尤见荣耀。”于此，我们仍可见他的英雄主义不减当年。

    忘记是谁说的，“做一个星期正派人，要比做十五分钟英雄困难得多。”生死去留，顷刻可决，固然是严峻考验；久居淹禁，乖离惨痛，刬削消磨，能否节操依然，则考验更为严峻。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其它出路，诸如要求离开京师，从此息影青岛，乃至主持一个“考文苑”，以专事撰述，宏扬国故，等等，然而，在绝不与袁世凯同流合污这一点上，他一直都是斩钉截铁的。较早一些，袁世凯曾属意于请他出任国史馆[注: 官职由来 官署名。清属翰林院，掌监修清史，有总裁、清文总校、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民国初年改为清史馆，《清史稿》完成后即告撤废。]馆长，他回答道：“史官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伦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说袁世凯及其追随者连“奸雄”、“大佞”都够不上，口气何等尖刻，他明白宣告，绝不会贪慕荣华，替他们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期间他重勘旧作，删定《訄书》，改为《检论》，略去了一些早年报刊上攻难的文章，曾有一种说法，似乎削弱了前期的锋芒，然这也不是向袁世凯屈膝的表示，盖由一种僨张执着渐入贞刚圆融，看上去是学术风格的转换，也未尝不是度尽劫波人格境界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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