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我去香港同那里的朋友商量“国际道德经论坛”的筹备事宜。在香港道教联合会的座谈会上，汤伟侠道长提到了“除《圣经》外，《道德经》是世界上翻译版本最多、发行量名列前茅的经典”的话题，由此引起与会者热议，也引发了我的感想：我说当我们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应当看到这是一个发生在西方社会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大家知道，印刷术虽然是中国的古代发明，但印刷的普及和它的产业化、现代化，确是由近代西方社会所主导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圣经》的译本及发行量世界第一，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圣经》之于西方社会，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而要说《道德经》这一古老的中国经典，译本数与发行量几可与《圣经》并论，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西强东弱”的语境下，只有西方社会主动而为，才可能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那么，西方社会通行市场法则，任何书籍的发行都要靠读者“掏腰包”，而读者只在有学习需求的时候才肯“掏腰包”；《道德经》能在西方社会如此大规模的流行，说明其有很大的读者需求及价值认同，老子的思想也必然会对西方社会有广泛的、真实的影响……由此思考，更加坚定了我们办好“国际道德经论坛”的决心。

    在后来筹备论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料进一步印证了《道德经》的国际化问题。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道德经》的外文译本已有近500种，涉及三十余种语言。在日本，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所撰《三经义疏》已明确征引《道德经》，由此可知，《道德经》传入日本不晚于隋朝（公元581-618年）。唐贞观二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后期为一身的唱作型歌手。其独特的风格 沙哑的嗓音，在世风日下歌曲泛滥的时代，更是尤为的突出其不俗的独具一格。]（公元647年）应东天竺童子王之请，玄奘法师于次年译《道德经》为梵文。《道德经》是16世纪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后开始传向西方世界的：目前所知较早的传本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公元1651-1729年）的拉丁文译本，1842年儒莲在巴黎出版了法文译本，1870年维克多·斯特劳斯的德文译本问世，1884年伦敦出版的巴尔福《道书》则是较早的英文译本，1898年美国芝加哥出版的保罗·卡鲁斯的译本可以说是一个质量较好的英译本……事实上，不少近代西方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叔本华、罗素、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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