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教育博士（EdD）。]论文《一世达赖喇嘛[注: 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的称号。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藏古语意为上人或上师。“达赖喇嘛”意为“德行科研成果象大海一样的上师”，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派的活佛。]传》（华裔学志丛书第49种，2002年），更能充分反映他在“语文学”（Philology）研究上的功力。

 

    正确认识和评价藏传佛教高僧的历史作用，是我多年来研究明代藏史意欲着重阐述的观点之一。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佐藤长、邓锐龄等前辈学人堪称师表，他们的探索路径实在值得继续弘扬。记得若干年前，我曾拜读沈教授《一世达赖喇嘛传》（蒙藏学术丛书第6种，1996年）一书，在学术见解上产生不少共鸣。对于宗喀巴的上首弟子大慈法王[注: 大慈法王·释迦益西，是宗喀巴大师的高足弟子，藏传佛教格鲁派兴起时期的重要人物。于藏历第六绕迥之水龙年(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诞生于拉萨以东的采贡塘地方.明永乐十二年（1414），]释迦也失（Shākya-ye-shes）的研究，则是我前一阶段的主要学术课题。最终完成专著《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也是得到包括沈教授在内的师友的助缘。他对这段历史也有浓厚兴趣并做过研究，特从海外惠寄《大慈法王传》的藏文抄本予我。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曾就相关问题同他多次研讨。在此另需提及的是，近来有关“洮岷三杰”之一的大智法王班丹扎释（dPal-ldan-bkra-shis）的研究，又因《西天佛子源流录》（刊于《人文岷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发现而形成热潮。我陆续拜读了几篇新论，感觉自己10余年前所撰的《大智法王考》，在具体史实上或可依据新史料得到局部补正。然而，此文“利用藏史回应汉籍”而形成的总体架构，并未因此而被否定或改写。在为我的论集《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所作的序文中，王尧先生曾这样表述研治藏史的路径：“运用藏文史料，对汉文史籍作出回应、证实或纠正”。今观《语文学研究》一书所收的相关论文，沈教授也是这一路径的执著践行者。他的西藏历史研究论著，此前虽未明确打上“语文学”的标记，但其风格旨趣与此已很契合，这或许就是其论集所以得名的本义。

 

    明代藏传佛教高僧往来于藏区和内地，在客观上推动了汉藏两大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两种文化体系的交流与融合。收入《语文学研究》中的《“怀柔远夷”话语中的明代汉藏政治与文化关系》一文，对明代汉藏关系中的“夷夏之辨”问题作了通透的观察。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此文对汉地缙绅对待藏传佛教之微妙心态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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