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解析汉文笔记史料所载明代藏事的一条依准。在此文中，沈教授指出明朝宰辅张居正[注: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中国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zhangjuzheng]撰于万历元年（1573年）的《番经厂碑》，是迄今所见最早出现“喇嘛教”一词的汉文文献。在研究大慈法王的过程中，我也曾涉及明代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的番经厂问题，后来撰成《法渊寺与明代番经厂杂考》（《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一文。考知明廷重修废圮多年的番经厂并撰泐碑记的张本，乃系隆庆六年（1572年）蒙古俺答[注: 简介 （1506─1582） 即阿勒坦汗。明时鞑靼首领。达延汗孙。小王子阿著之子。初居开原、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地贫瘠。]汗“请金字番经及遣剌麻（喇嘛）番僧传习经咒”一事。就在此后不久的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汗迎请三世达赖喇嘛传教于青海，由此揭开了蒙藏关系史和青海地方史的新篇章。近来，我又获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番经厂钟》拓本，铸有汉文铭文11列、藏字梵咒7行，可以进一步丰富这段史事的细节。权且不论“喇嘛教”在汉文语境中的涵义究竟如何，仅从番经厂造印藏文佛经的功能一途，便可窥见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
明代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使得在汉地佛教中绝响多时的密宗一脉悄然兴起，不少密教经典由藏文被译成汉[注: 成汉，十六国之一。西晋末年，秦﹑雍二州连年荒旱，略阳﹑天水等六郡賨人(见賨)和汉人等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区就食。他们入蜀后，]文，也有汉地僧人因种种缘故而修习藏密。收入《语文学研究》一书的汉藏佛学论文，主要是将西夏、元代藏传密教法本与相应的汉文译品加以比勘研究。其中，《初探蒙古接受藏传佛教的西夏背景》、《重构11-14世纪的西域佛教史》等文，则是在汉藏比勘基础上结合史实得出的整体性认识。在今年沈教授研究生的答辩会上，我获知他又将思路扩及明代密教文献的汉藏文化背景问题。观其新作《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通过相关线索揭示出明代汉藏佛教史的重要面向，其中对番经厂、大智法王等问题又有一番见解，特对明代汉藏佛学交流的历史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就总的方面而言，我也赞成此文这一观点。我曾在论集《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自序中指出，在汉藏文化交流史和西藏文化发展史上，明代可以说是继吐蕃以后的又一高峰。吐蕃王朝及其以后西藏文化的东向发展趋势，可从汉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得到最深刻的诠释。抛开西方学界有关明代西藏地位的浮词，藏汉民族文化认同的涓流可以表见于这段历史的诸多层面。至于“汉藏认同”这一宏大课题，沈教授在其评论集《寻找香格里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更有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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