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随着明代藏史研究课题的渐次完成，我又重新将目光转向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并将目标设定在敦煌[注: 敦煌市-敦煌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东西分别与安西县、肃北蒙古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相接。]藏文写本研究领域。“敦煌藏学”作为一个学科术语，现已在学界被部分地使用。经过几代中外学者的努力，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学界对世俗文书的重视程度明显大于佛典文献，西方学者的研究理路相比中国学者也更多元。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王尧、陈践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敦煌吐蕃文书”研究，实际上也不曾包括对于佛典文献的研究。然而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各类写经却占有绝大的比重，这对研究前弘期的西藏佛教和历史，关系不可谓不大。迄今所知，在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中，以P.T.116号写本最为重要。上山大峻、冲本克己、木村隆德等学者，曾对此卷有过深入而持续的讨论。沈教授《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文，进一步论证了P.T.116号禅师语录与藏传佛教宁玛派（rNying-ma-pa）文献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敦煌藏文佛典与后世相关文献加以比勘，不仅可以明晰藏文佛教文献和佛学思想的流变，而且可以明晰吐蕃佛教史上的某些重要信息和关节。此外还应提及，沈教授与谈锡永上师、邵颂雄先生合著的《〈圣无分别总持经〉对勘与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利用敦煌藏、汉文写本对《圣入无分别总持经》所做的研究，不少内容实可丰富吐蕃历史的叙事。此书的文本比勘部分，现已收入《语文学研究》一书之中。总而言之，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中，世俗文书与佛教文书的研究理应并重，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彼此[注: 介绍 彼此 ：bǐ cǐ 意义 ①那个和这个；双方：不分～ㄧ～互助。②客套话，表示大家一样（常叠用做答话）：‘您辛苦啦！’‘～～！’。]生发彰显，丰富吐蕃文化乃至西藏文化的面貌。

    在《汉藏佛学比较研究刍议》等文中，沈教授对汉藏佛学研究的语文学方法给予了多角度的阐释。而后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和西域僧团》一文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只要下功夫弄清这些看似天书的藏传密教文献的作者（包括传译者）的生平事迹，其原本之著作背景，其译传、传播之过程，以及它们所涉之法仪内容、所属教派、于汉地流行和被接受的程度、与汉传佛教之互动诸情形等等，一部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历史便跃然纸上。”于此可见，汉藏佛典的比勘研究并不是单调的比对，而是在充分关注历史背景及相关史事的基础上，得出对佛学、佛教史有确凿支撑意义的认知。譬如，陈庆英先生《〈大乘要道密集〉与西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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