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所生也早，其知识直接生成于还未发生断裂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中，尚未构成对传统文化真实的遮蔽，这就使他能够相对准确地传递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信息。但是另一方面，此时西方文化挟着坚船利炮已开始涌入，即使是出于民族前途的忧患，也使他不得不正视这些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于是，这样一个文化的“他者”，便很自然地，甚至可能是不自觉地被叠加到柳诒徵对中国史学要义的思考和论述当中，构成一个文化的比较视域。而这种文化格局，恰恰是我们今天所不具备的。也许我们对西方文化具有较之柳诒徵更多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断裂与西方知识、思想体系的遮蔽，已经使我们难于触摸到按其自身规律运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国史要义》在此情况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揭开“现代化”（或西化）的遮蔽，走进传统史学，走向思想理解之澄明的津梁或密钥。当然，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纠缠，或是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换，想来也会伴着我们的思考出现于面前，因为毕竟2000多年来的“纲纪之说”早已失去了“所依凭”的“社会经济之制度”。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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