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一是“述”要“门门通、门门精”。
2011年是季羡林诞辰100周年,想起他在《我的学术总结》中说:“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注: 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
这如胡适汉学“不让乾嘉”,又有常春藤盟校的7年训练,最后才在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运动中把知识和智慧、传统和创新完美结合。所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说:“那些追随胡子(胡适)前进而力有‘不及’者,则往往变成一些新遗老,完全忘记了‘圣者时者也’的古训。另一种追随胡适而‘过之’的人则又流于浮薄。谈大问题,学问不够,谈小问题,体验不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二是“作”要“事实”和“决策”相结合。
2011年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我们想到“钱学森之问”。其渊源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中国文联八大上说:“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