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如裕亲王福全说：“吴逆反叛以来，臣忝列议政，常见一切调度，将士督进，各路官兵剪除逆寇，非臣等意见能及，皆奉上谕遵行所致。此实系皇上功德，理应崇上尊号。”康亲王杰书、宋亲王岳乐也说：“凡恢复城池，剿御贼寇，尽出自皇上庙算，筹画周详。凛奉饬谕，遵行而已。非臣等意虑设施，克收成效。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第792页）康熙帝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联一人功德所致”，“这所奏无益”。（第787页）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赉（lài），实可耻也”。（第792页）
另外一些官员则强调，“今三藩殄灭，所患尽除”；“海宇宁谧”，“天下（yì，安定）安”。有的甚至用了“当此盛世”这样的字眼。（第786页）既然天下已经太平，皇帝“功德巍巍，自古圣君所不逮，理宜恭上尊号”。（第800页）对于这样一些议论，康熙帝却按照另外一种思路，讲了另外一番道理。他跟太皇太后[注: 太皇太后是对皇帝的祖母的称呼.-taihuangtaihou]说：“自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罢（pí）劳，民生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虽兵戈乍戢疆宇初年，国家纪纲正宜整顿，地方元气正宜培养，臣何敢宴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受纳尊称。”（第798页）他跟大臣们说：“顷虽贼乱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苏，疮痍未起。君臣之间，正宜各加修省，息兵养民，布宣教化，务以廉洁为本，用致太平。”（第792页）“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现。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民间）敝于转运，困苦者未（同苏）。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轸（zhěn，悲痛）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bǐ使）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朕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第792、793页）
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时，康熙帝斩钉截铁地说：“朕意已定，决不允受。如受之，则前言为虚矣。”（第800页）“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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