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社会学理论时,我曾努力尝试运用所讲的理论解释生活日用。应该说,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现象,都可以用社会学的观点加以审视,并给出说法,但也有一些现象的产生,至今我依旧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理由,比如说,为何“人以群分”?
物为何以类聚,倒不难说明。一定地段或一定环境里各生物种群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注: 影响(之一)yǐngxiǎng【work in concert with;support by coordinated action】∶呼应;策应内外影响,同恶相成。]的有规律的组合,构成独特的结构单元,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群落”。任何生物种或种群在自然界几乎不可能游离于群落外生存。换言之,类聚,乃是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
人为何以群分,有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革”时期,作家浩然十分知名。后来他撰写回忆录,曾提到汪曾祺,但认为他们不是一路人。据浩然说,当年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文联派干部下乡搞“四清”时,虽然他和汪曾祺曾较长时间一起共事,但“他是那种很文化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但面子上过得去”(浩然《我的人生》第272页)。缺少共同语言,不同声,不相应,也很自然。
不同气,则不相求。季羡林和钱锺书[注: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当年曾同为清华同学,后来,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在北京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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