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社会学理论时，我曾努力尝试运用所讲的理论解释生活日用。应该说，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现象，都可以用社会学的观点加以审视，并给出说法，但也有一些现象的产生，至今我依旧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理由，比如说，为何“人以群分”？

    物为何以类聚，倒不难说明。一定地段或一定环境里各生物种群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注: 影响（之一）yǐngxiǎng【work in concert with;support by coordinated action】∶呼应;策应内外影响,同恶相成。]的有规律的组合，构成独特的结构单元，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群落”。任何生物种或种群在自然界几乎不可能游离于群落外生存。换言之，类聚，乃是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

    人为何以群分，有一种较为常见的解释，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革”时期，作家浩然十分知名。后来他撰写回忆录，曾提到汪曾祺，但认为他们不是一路人。据浩然说，当年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文联派干部下乡搞“四清”时，虽然他和汪曾祺曾较长时间一起共事，但“他是那种很文化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但面子上过得去”（浩然《我的人生》第272页）。缺少共同语言，不同声，不相应，也很自然。

    不同气，则不相求。季羡林和钱锺书[注: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当年曾同为清华同学，后来，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同在北京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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