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最后一次在村里过年。村里人用龙须草扎了一个狮灯，那也是村里最后一次舞狮。那年春节后不久，3条大船分别载着3户人家的大小家什，泊在了县城码头。

　　他们成了与我的故乡说再见的第一批人。与他们同期进城的一个女人，留下的一句话至今经常被村里人提及：“宁愿在城里给人倒尿盆，也不想在这山沟里刨土疙瘩。”

　　离开农村，告别贫穷和饥饿，成为他们告别故乡的动力，也成为父辈对我们从小的教育。那时的告别，更像是一种荣耀。为了活得“有出息”，我们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进了城。在那个女人一家进城之后的近30年里，约有20户人家以不同的方式告别了村子。

　　剩下近10户人家、约20个老弱病残的乡邻，安静地守着沉寂的村子。与此同时，我也屡屡从媒体上得知，不只我的故乡如此萧索。类似的故事，正在中国的不少农村上演，类似的情感，也正在不少人的心中纠缠。甚至有人痛心疾首——“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此时，我便庆幸我们村里还有瘸子爷。每年除夕上午，年逾70的他一瘸一拐地爬上走下，给已经搬进城的邻居贴春联，这大红的春联会提醒人们，眼前这荒草掩路的门庭里，曾有人烟。

　　老人常常失落的是，这些年过年时的鞭炮声，远不及年前几天。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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