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诗可以观”命题之论述也颇具创意。此命题出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法，是对诗之功能的一种理解。作者认为，“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中“观”是其形式，也是基础。春秋礼乐融合的“礼乐社会”特点，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宗教、祭祀、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诗意化。这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区隔森严的知识、道德、艺术领域，中国文化中却互渗融合；可以理解何以人物外在风雅仪容等在西方道德理念中微微不足道，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视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诗意化的社会氛围中，“观诗”才可能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文学观念。

    傅先生此书另一大贡献是，突出了春秋赋诗观志活动中审美性特点。这是对长期流行见解的重要突破。作者首先指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这一对“诗可以观”命题的流行见解，将“诗”理解为反映民情的“情况简报”，既不能解释《诗经》被奉为经典长期、广泛流传的永恒魅力，也不符合政治常识；倒是将“诗”理解为春秋贵族在国际、个人交往中讽诵“以喻其志”，“以微言相感”的表达材料，更接近事实。春秋士者交流，双方并不直斥是非，也不以逻辑论辩相往来，而是借诗“婉而成章”，含蓄、感性地表达观点；甚或诗、乐、舞一体，搭台表演，于载歌载舞中传递志意。观诗者由此也在审美性鉴赏中准确细微地体会（而非理性分析）到对方心志。双方相揖而视，默契于心。某章以“诗可以观”命题，正是准确、传神地道出了春秋诗意盎然的时代精神。

    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的抽象化努力，以普遍永恒的“理型”（idea）统摄一切,感性化的“诗”因此不能见容于理想国家蓝图中。因而很长时间以来，“诗意”在西方文化中失落了，直至近来的尼采、海德格尔，才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诗意”本质。中国幸有春秋这一风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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