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最佳观念之谓。”[9](p.359) 换句话说,“是”与“不是”的意义已退居其次,重要的在于“当”与“不当”,“可”与“不可”。
在在后现代主义和阐释学者看来,哲学的目的已经“是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 [9](p.352)。因为建立在认识与对象“符合”基础上的真理并不存在的。不是认识,而是“存在”才有资格背负真理之名。如海德格尔所说:“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0](263)。新阐释学在“语言本体论”意义上提出了“对话”、“视界融合”、“协同性”等等新概念,以作为认识之客观性的替代,这实际上等于是宣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和真理观的终结。而“真理”成了一种在人与人的“对话”、“视界融合”和“协同性”中“建构”起来的东西,那它实际上就已经不再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而接近于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在人的“言”与“行”中诞生的“道”了[13]。因此可以说,在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被颠覆之后,中国先秦哲学意义上的“道”的价值反而显现了出来。
也许,在未来全球化语境下的哲学建构中,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意义上的“道”,还是西方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真理”,都应该在自我反思和相互沟通中取长补短,寻求视域融合。在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中,重新建构起人类哲学新的“道”观或者“真理”观。(作者:徐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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