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大跃进”，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了严重的经济灾难。为了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从1961年起，对各项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在首先调整经济政策后，对政治关系也作了调整。反映到文化教育方面，情况变化也是很明显的。

    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19个司局组成，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求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1962年形势进一步好转。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周恩来在全国科学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1961年8月10日，陈毅[注: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字仲弘；四川乐至人；职业军人、外交家、诗人；国共内战时期的重要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元帅在给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作的《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天我们的国家需要几百万具有专门知识、精通本身业务的专门建设人才。我们的工业、农业、艺术等院校都是培养各方面的专家的。学好专业是一个学生的政治任务，培养出大量专家，就是学校的政治任务”，更发出了注重文化素质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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