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招生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国家第一次放宽了同等学历报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由重家庭成分向重成绩的变化。1962年对高校招生工作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进，以提高学校招收新生的质量，最重要的是：修订政审标准，不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作为是否录取的决定因素，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严格坚持分段择优录取的方法，确保新生质量。对落选的高分考生，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

    这个方针较此前一直采用的招生标准，可说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强调“对落选的高分考生，认真审查，发现问题及时补救”，简直是颠覆性的。有材料介绍，陈毅副总理曾同意安徽省把考试高分的前若干名留在安徽大学。浙江省委把前200名截留在浙江，“文革”中造反派以此批判省委书记江华[注: 江华，原名陈木华，香港男艺人，1962年11月19日出生。-jianghua]，搞本位主义欺骗中央。当时重高分的情况可概见之。

    1962年以前，毕业生所在学校都要对学生作政审，而且极为保密。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注: 1950年6月30日开始，我国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即根据当时中国的土改现状和需要，将农村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不少人因此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陈恭怀有一个这样著名的父亲，任何学校要想招收他，恐怕都得问问自己，有没有吃了豹子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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