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第三、关于两班王公“循环参加”朝集，也并非今人理解的“轮换”。首先，每班构成虽有上述成员规定，但其能否参与朝集还需理藩院上题皇帝批准；其次，两班并非固定轮换，有可能连续两次均为同一班成员。顺治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理藩院在题报次年年班来朝事提及：“（上谕）此中人等，王、贝勒等未出痘（即未得天花）者勿来、已出痘者尽量令入。故遵谕，命已出痘之科尔沁札萨克[注: 术语概述 札萨克，蒙古语“执政官”的意思，是一种清朝时的主要对蒙古族和满族人授予的军事、政治官职爵位。其等级以次为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均由朝廷册封，受当地办事大臣或参赞大臣节制。]图郡王、鄂尔多斯额琳沁贝子、土默特固穆公、喀喇沁色棱公尽可能前来，其余因未出痘，止其前来。今顺治十三年年班将至，此未出痘令止之王、贝勒等，是否命其前来？或令另一班王、贝勒等前来？臣等不敢擅专，为此敬题请旨。”
该规定无疑从皇帝健康角度考虑。从其余题本看，是否出痘并非进京的必要条件，但必须加以考虑。此处理藩院提出两种备选方案：或是顺治十二年因未出痘当时未曾年班者前来，或是由另一班成员前来。说明两种办法皆为可行，最低限度也不违反朝集规定。由此可见，顺治时期，朝集所谓“两班循环”，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固定“轮换”，而是根据清廷的意愿以及防疫、钱粮状况等，酌情决定各班次参与者，甚至取消该年度朝集。因此，很多王公很有可能连续数年不得前来。但宏观规划中，两班成员为固定分配，一般不会让分属不同班次者一并前来。综上可以看出，顺治朝除沿袭传统，实施朝集制度外，对朝集管理已有基本想法与雏形，唯尚未完全制度化，可说是制度尝试初期。
第四、关于朝集接待。大量外藩王公进京陛见，其中涉及到住处、礼仪、规格、接待方式等大量礼宾问题，而这些细节在史料中很多付之阙如，题本中也仅涉及到外藩王公住处一事。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理藩院上题关于外藩住处时提及：向例有四处驻地供来京王公使用，但在顺治十二年，其中两处已被转让于镶白旗索浑与靖南王之子。很遗憾文中并未提到驻地的具体地点，但根据清代记载与当时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城区划，二者均应位于北京内城。靖南王耿精忠康熙二十年被处死，其府邸后归乾隆第八子永璇，改称仪郡王府，位于今日西长安街路北、府右街以西，清代昭梿《啸亭续录》及《京师坊巷志稿》等典籍均有记载。不知赐予靖南王之子者，是该处抑或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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