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蒋梦麟的灰心丧意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哲学家汤用彤在1943年1月19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人身安全无保障，经济拮据窘迫，学者也不像以往那样具有创造力。汤用彤哀叹，“北大有名之‘自由研究’渐趋不振，同人精神无所寄托。” 稍后，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注: 罗常培（1899-1958） 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人。满族。北京大学毕业。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
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 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
通货膨胀逐渐消耗了这些领薪水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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