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说来，赵紫宸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爆发，日本还没有封锁通道，否则根本就找不到医药。像吴晗，在整个战争时期，照料患病的妻子，付出就要多得多。即使没有大病，教师家属的生活也会捉襟见肘。1943年5月，访问钱端升之后，费正清写道：“他最近一直头疼，不想走远。他的妻子和三个小男孩都晒得黑黑的，看上去很健康，但瘦得厉害。她说她怕冷，对小病已经没有抵抗力了。”

    校医室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正如1944年1月《新华日报》所揭露的：“近来同学患病的特别多，‘昆明热’和‘摆子’ 尤为猖獗。校医又迟到早退，每天只是上午九点来，到十一点半办公，因为他们当校医是兼差，主要的业务还是自己的诊疗所和生意呢！”

    学生体质下降，学术水平也随之降低。早上七点钟上课，学生看起来疲惫不堪。白天，没精打采，无力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在下滑。

    1944年11月，校医室接待了2,119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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