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学衡》初刊是在1922年。那时吴宓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脑子里全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思想。《书信集》里收录了吴宓致白璧德英文信11通，信中至称白璧德为“全世界的导师……尤其是中国弟子的导师”，说“东方和西方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和青年，都渴望从您那里得到灵感、引导以及个人内心的宁静和安慰”，“没有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价值，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意义”（52页），可见吴宓对于白璧德已经不仅是学生，更堪称信徒。
正因为有此一层背景，吴宓虽然对于中国传统十分珍视，却并不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对于东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样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然而东西方的现状，却又都令人失望。他在给浦江清的信中自陈说：
我所倾慕崇拜喜悦之西洋，乃是理想中，过去的（历史上的）西洋，即如理想的天主教、希腊哲学、Spirit of Gentleman、Spirit of Chivalry以及文学艺术等……至于实际之西洋，身心所接触之西洋，如同火锅，实不堪一日居。（173页）
吴宓对从美国带回的人文主义书籍十分珍爱。1951年2月22日，他致信李赋宁夫妇，交待了“最重要之二事”，并称[注: 语出: (1).一齐称道。 汉 司马相如 《难蜀父老》：“於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 汉 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此即系自己的遗言：第一，“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仍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第二，“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但是“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而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吴宓交待李赋宁，他所珍藏的西洋文学书籍“勿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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