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他开始担心起这些书籍的下场，改变了不捐不赠的初衷：“宓之Humanism西书，即Babbitt先生等名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图书馆为宜，或托某人保管传后”，并说此事“恒来往于宓心中”（379页）。不过，他仍然难以割舍，直到1969年底，吴宓在致昔日哈佛同窗的信中还提到“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著作，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428页）。他对于乃师的教诲，真可称全始全终，终身不违。

六

    吴宓的书信散失十分严重，《书信集》中所收的两百多封信，只不过是鼎之一脔，仅能供读者略窥风貌而已。即便如此，除了上面引述的与吴宓晚年生活有关的部分之外，其他还有不少有价值、有趣味的材料。

    办《学衡》、主持清华研究院（亦即习称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一生的两大事功，但是这两件事，在吴宓的心中颇有主次之分。在1925年12月30日给庄士敦的信里，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谈到自己对于国学研究的态度：

    我不喜欢任何行政工作，而且对目前从事的所谓国学研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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