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著名演说家埃斯奇内斯和德谟斯提尼的演说中提到，早在梭伦时代就制定了有关演说家的法律。在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上发表演说，法律允许最年长的公民首先上台发言，而且台下公民不许打断演说家的演说，即使是最卑微的公民，只要他的建议对城邦有益，也允许他发表自己的意见。依据年龄的大小，轮流表达自己的观点，被认为是减少讼诉的最好的政府统治。不过，这样的法律在后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述德谟斯提尼的时候，提到公民大会辩论的场面，伯利克里[注: 伯利克里（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与埃菲阿尔特合作，共同反对贵族派首领客蒙，主张扩大平民阶层的权利。]的演说就曾被公民打断，说明他没有完全控制民意。在雅典，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的大小，有时不取决于他的官职，而取决于他的雄辩的演说才能。“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更是积极地活跃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周洪祥《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研究》）

    有专家认为，公元前约403年雅典的权力从公民大会转移到法庭，是一次宪政方面的调整，因为法律和陪审法庭代表了公民广泛参与民主对话的另一种形式。起诉人和辩护者掌握着法庭辩论的话语权。他们如同演讲者、剧作家，能够通过对话技巧来对民众施加影响，左右法庭的判决。雅典的法律本质上就是一种修辞（斯蒂芬·约翰斯通）。起诉人和辩护者的演说技巧对公民法庭陪审员审判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学习论辩技巧成为雅典公民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戏剧家阿里斯托芬《马蜂》中就提到斯特拉西阿德斯极力要求儿子到苏格拉底[注: 苏格拉底（Σωκρ?τη?)；英译：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开办的“思想所”去学习论辩。

    雅典民主对话具有公共性，民主对话必须在公共空间里进行，不能在私密空间里“窃窃私语”。雅典民主对话还具有一定公益性，无论是执政官、议员还是陪审员都没有薪金，只是到伯利克里时代才开始有津贴。雅典人把讨论政治、对话政治、参与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雅典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或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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