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一种与古代雅典存在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安排。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管理或决策，而是通过选举代表来掌握国家权力[注: 国家权力是指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其统治的支配力量。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国家政权发生的政治权力关系。]，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体现在选举代表的选举权上。雅典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为“直接民主”，后者为“间接民主”。所谓“间接民主”的实质就是防止“暴民”政治的精英政治，人民不适合直接管理国家，应有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即精英来管理国家。在古希腊人看来，所谓“代议的”或者“间接的”，非但不可能是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
代议制民主的文明对话，主要体现在两个时期或场合，一是民众选举代表时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与选民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以“民意”为基础，候选人也需要高超的演说才能。选民通过手中的选票来与政治家或政客进行对话，“票决”成为对话的法律保障。二是被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主要是议员）在议会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立法或决策进行政治辩论时。这类辩论虽然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以及利益集团的诉求，但基本上是和平的理性的，同时也是兼顾民意的。当然在某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议会里，议员们也会爆发互相之间辱骂的“语言暴力”以及动手动脚的“肢体暴力”，文明对话变得“不文明”。为了保证代议制民主对话的畅通性、稳定性与有效性，西方在制度安排、法律保障以及技术设计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革与完善。比如通过全民公决[注: 全名公决 通常的全民公决，又称全民投票或公民表决，是全体公民对重大问题投票作出决定。它起源于古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来突破“间接民主”的限制；通过民意测验来及时与民众沟通，调整政策；议员在国会辩论时享有充分的“司法豁免权”，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不同政见而不被追究责任，等等。
1992年—1993年是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 周年，西方学者、政治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性学术研讨会，试图为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找到历史合法性。问题是，既然代议制民主与雅典民主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那么，为什么西方现代政治家和学者要在近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和古希腊原初的民主政治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似性和关联性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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