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孙星衍的号，弇山是毕沅（1730-1797）的号。在乾隆时代的学者之林中，毕沅和孙星衍都属于通才式的学坛巨子，他们都创造了辉煌的学术业绩，而与章学诚契合甚深。在这封信中，章氏大骂湖北官、学两界人士，似乎与当时当地的风气有关，可置而不论；而其论学要旨的铿锵激越，振聋发聩，尤足以撼动人心：其一，孙氏所著诸书，有“补苴宇宙间绝大著述”之功，足以传之不朽，“遂其千秋之业”，但身为官员，当以“吏治民生”为主业；其二，“古今绝大著述，非大学问不足攻之，非大福泽不足胜之。此中甘苦，非真解人不能知也”，“大学问”与“大福泽”是大学者独享之秘宝；其三，章氏自著《湖北通志》“体大思沉”，有“空前绝后之目”，其主要贡献在于“创条发例，不但为一省裁成绝业，亦实为史学蚕丛开山”。这些论学话语无论是评论他人，还是评论自己，都一概大气包举，显示了高度的学术自信；其楮墨豪言，笔扫千军，犹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令人回肠荡气。在学术研究方面，章学诚无疑是我国最善于汲取时代营养的学者之一。有实力的学者从来都是有理想的人，他不仅立足于今世，还寄情于来世，因此，其发言遣词，往往高出流俗，不离于正，不诡于道。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佝偻病患者的姿态视为恭敬、礼貌的表现，那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无能之辈的虚怀若谷没有任何意义。
章氏“大学问”与“大福泽”的说法，最令人回味。读书是福，写书是福，教书也是福，但这都不是“大福泽”。在我看来，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大学问”立足今生，贻谋万世；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真理的发现，垂范来昆，嘉惠后学；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学术之道捍卫真理的尊严，为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争得精神的空间；真正的“大福泽”在于能够以“宇宙间绝大著述”奉献于人类，为世界文化之“蚕丛开山”；真正的“大福泽”在于历尽磨难，百折不挠，犹如荆山美璧，和氏奉君，一朝开朗，终成正果。
“大福泽”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本文为作者《竹林轩学术随笔》的自序，该书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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