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同“君主专制”正好是冰炭不容的两极。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臣僚百官对百姓固然可以作威作福，对君上也只是仰其鼻息的奴才，哪里容得了“人民来监督政府”？郭成康同志对这一点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论述康雍乾“盛世光环掩盖下的隐患”时，特别强调“皇权的过度膨胀”，认为这是“康乾盛世的最大隐患”，“这个隐患的逐渐暴露，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第64页）他从乾隆中期以后迅速蔓延的政治腐败、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决策严重失误和中华民族人才消磨和思想窒息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一个不仅没有人民监督甚至没有任何制约的独断权力，怎样不可避免地不断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最后导致这个政权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自取灭亡。
拿反对官员贪渎腐败来说，封建帝王并不是不知道反腐肃贪是事关政权存亡的头等大事。康熙皇帝就曾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康熙政要》，卷十五）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强调说：“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他甚至说过，“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同上书，卷十三、卷十五）从康熙到乾隆，皇帝对查出的大臣贪污案件的处理也确实不可谓不严。可是，客观现实却是惩贪愈严，贪风愈炽。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仅仅靠官德的提倡难以抵挡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事发后严刑峻法的惩处也不能完全打消贪官们心存侥幸的妄念。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赖于对权力有着严密制度化的、多种形式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有效监督，而这一点，在封建专制政治下自然是无法做到的。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这些政治理念，就是我们能够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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