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不要忘记，抗战时期是民族危亡之际，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斗，相比于前线的军人、沦陷区的百姓，大后方师生的生活还不算是最差的。而假如战争持续三十年、五十年，在长期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学校能否比和平时期取得更丰硕的科研成果，培养更多的英才呢？这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处在战争等险恶环境中的人，犹如地震绝境中求生存的灾民一样，是靠一种神奇的意志和本能来支持的。但这种精神与意志是有极限的，超过了一定的度，精神也无可奈何。

    国外的大学校长是靠教授和董事会推选的。校长除了懂教育有人格魅力外，还要有筹资募款的能力。美国加州大学伯克[注: 伯克是旧时新疆回部 ( 天山南路 ) 维吾尔族特有的官名。以阿奇木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下设各级伯克， 清政府分别加以任命，概称伯克。]利分校的校长之所以被人称道，是因为在该校出了四五位诺贝尔[注: 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是瑞典化学家、]奖得主。在引进一位教授时，对方提出实验室需要一座大楼，校长就拍板为他建了一栋楼，而就是这位教授，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再说说我国古代的典故，孟尝君[注: 孟尝君（?－前279年）：妫姓，田氏，名文，中国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宗室大臣。其父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幺儿、齐宣王的异母弟弟，]的门客冯谖对待遇有意见，不停发牢骚，孟尝君帮他解决了住房餐饮与用车问题，冯谖才死心踏地，为他作出了卓越贡献。所谓先筑巢后引凤、先栽梧桐树后有金凤凰，就是这样浅显的道理。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不仅人才成长受制于地势，大学的发展也往往受制于地势。如此说来，对于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所有高校来说，大楼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大楼是万万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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