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他既是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又是在儒学内部最早批判“以理杀人”的思想家。]、章学诚等人物的重要章节均告阙如，即便已在《东方杂志》预告的“金石学”、“佛学”、“政书”、“类书”、“丛书”、“笔记及文集”等部分，亦未克完成。所以“合集本”本身似仍不足以充当“定本”。

 

    与其去追求一个错漏较多、进退失据的半成品“定本”，不如依靠“讲义本”、“杂志本”等较早版本，以求贴近梁启超当年在清华等校讲授的原貌。这是本次商务“新校本”编订的基本思路。若探讨“近三百年学术”本身，固然要去追求一个完整可靠的“定本”，但学术史研究往往后出转精，梁氏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有“定本”流传，恐怕亦未必能称完善。然而，如果我们调转目光，着眼于梁启超本人，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处在1920年代的“整理国故”、“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等潮流当中的思想文本，关注现代学者对“近三百年”的解读与发挥，那么梁氏学术史课程的意义当胜于撰述，“讲义”现场的真实性，亦比史著本身的完整性更为可贵。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本次校订采用了最接近课程原初状态的“讲义本”和“杂志本”为底本。“讲义本”目前只存前十二讲，较之后半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文体采用新式白话，更有课堂教授的现场感。后四讲则依据梁启超亲自寄予《东方杂志》刊载的本子，实亦是本自讲义底本，惟在文体上更近著述。二者拼合，再补充以“民志”、“合集”等单行本后来加以调整的内容，即成一完整而较为接近梁启超授课思路的新版本。

 

    “讲义本”、“杂志本”虽然最早出，但较之后出单行本，如前所述反而较少讹误，堪称较善之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发掘，一些课程讲授时的原始状态，或者也能得到部分呈现。比如第一讲开宗明义，梁启超自报课程名称，讲义本原作“近三百年学术概略”，《史地学报》本亦然；至出版单行本时，方才改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参见商务新校本第11-12页，第一讲校勘记二）。此外，原讲义本及杂志本均用连续星号表示分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梁启超设计的授课段落；这些星号在“合集本”当中被删去，使得全书眉目不清，部分章节甚至显得冗长。而在新校本当中，亦尽量将这些符号及全部新式标点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