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又是位很能尊重、体谅他人，自我检束甚严的学者。像周先生这样资深的学者、编审，单位不会不支持他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但他却非常自觉，体谅单位的困难。1984年准备在上海召开高规格的《文心雕龙》国际讨论会，听说宿费是40元，先生来函说，他到兰州参加唐代文学会，刚向书局支了500元，“再去上海，嫌花的太多”，问我“有什么节省的办法”。还说本来想住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招待所，可人家说这样高规格的会议“住这里不合适”。他离休后，就更不愿再花书局的钱开会。1995年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开《文心雕龙》讨论会，也是会上给他出资，他才到会的。1983年2月初，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书局在京联合举办“周振甫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编辑工作50年”纪念活动，表彰他为编辑工作所作的贡献。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报道，便致函祝贺，表达敬意。他回信说，不过是“意在勉励做编辑者安心工作”，说“来信过于谦抑，非敢克当”。后来见到他的助手常振国同志，说这次活动之后，先生有好几天有点坐立不安，似乎觉得这是过大的荣誉。在1986年屯溪《文心雕龙》研讨会后，我们学校邀请先生光临讲学，由我全程陪同、照顾。我陪同先生和周夫人[注: 不同时代的夫人指代不同的内容。-furen]赴泰，讲演、游山，然后送到济南购票返京。先生回京即刻来函，一一列出我的“功劳”，一再表示感谢。过了几天，又来一信，让我务必转达对校领导的诚挚谢意。

    2000年5月，我回老家临沂看护病危的老母。等我返回，才见到“周振甫同志治丧委员会”于5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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