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短短百年中，中国学界两次响起了“国学”的呼声：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世纪末[注: 李慧珍，分别在1997年1月在北京和1997年5月在日本出道的，她的成名歌曲是《在等待》。1993年，她获温州市“金融杯”和一等奖“龙港杯”金奖及浙江省通俗歌曲大赛金奖。]的“国学热潮”。同样是这短短百年，中国社会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与传统的转化绝非是帝王姓氏改易的朝代更迭，它包含着由物质而制度而文化的层层转变，是整个社会系统全面深层的演进。20世纪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桥梁，但桥尾的“国学热”却非桥头“国粹”的简单回声，同样的西方压力，同样的回应冲击，同样的精英介入，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关注传统，今天的我们甚至又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孔教救国”的呼喊，从某种程度看，我们不能否认“国学热”是百年前“保存国粹”声音的回响。“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

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似的“国学”呼声自然有了质的不同：百年前的“国粹运动”是危机意识下的学存天下，百年后的国学热潮则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探索。近代学者疾呼“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②；当代学者则认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国人民也会更加珍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吸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以丰富他们自己”③。“保存国粹”是亡国危机下的救亡呐喊，近代学者的眼光是内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注: 基本资料 立足点lìzúdiǎn【footing foothold】立脚点作战行动的基地【standpoint;stand】∶立场 立足点不同 相关链接-lizudian]是如何保存和挽救中华的学术和传统；国学热潮则是转型之后的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在走向世界前的整装待发，当代学者的眼光是外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

与近代学者相比，当代研究者们少了些许忧患意识，增添了几分自信情怀。但是，无论是在百年前的忧患下，还是在今日的自信中，始终与国家、民族绑缚在一起的“国学”，其身上所凝聚的“国”的色彩常常掩盖了其“学”的特征。冷“学”与热“国”间的矛盾虽多被民族激情所掩盖，但仍有一些学者敏锐而深刻的将之揭示：钱穆先生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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