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中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割裂传统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学术意义的茫然困惑，而拒绝现代的固守传统必然将旧学引入陈腐僵化的学术绝境。作为纽带的“国学”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20世纪的学者们也一直为之努力着，世纪初的“保存国粹”虽以国粹相标榜，但仍有“国粹不阻欧化”的呼声，“五四”推翻旧学的背后依旧有“整理国故”的声音，在世纪末所兴起的“国学研究”所延续的依然是这一治学思路。国学与生俱来的传统特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决定了它无法成为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实体，在这个开放的动态体系中，自然也无法整理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规范来，但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学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超验的精神，完全能够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中学术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⑧，“人才者，治功之本。学术者，人才之本”⑨，“学术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风俗之本也”。⑩显然，在人治思想下，传统学术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的认可。学术作为君子守道的工具，达性、穷圣是其目的和境界，气节、言议则为其表现与载体，以全面塑造君子人格为旨归的传统学术可以算作是一种为人生的学术，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色彩和人文关怀。在“学而优则仕”强大惯势中的传统学术获得了超越政统的独立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11，在20世纪初，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存学”甚至成为压倒“救国”的时代最强音，国学亦应运而生。在国家危亡之际，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学术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学“既传承了长期的学统，又提供了通过重新诠释而再造属于‘国家民族'的新学术思想体系的空间，且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远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学术分类”12。尽管初生的国学有着浓厚的“致用”色彩，但这包容而开放的“国学”精神消解了传统学术中的门户之争，在传统学术转型之始就奠定了一个视域宽广的研究平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洗去了“致用”的浓彩，恢复了“求是”的本真，重新走入现代学术语境，以其宽广视域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

国学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传统学术，秉持着一种对传统珍视和同情的态度，贯穿着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意识，蕴含着一种综合体悟的民族思维，同时融入了西学的研治思路与科学理性，这些特性共同构建了国学宽广深远的学术视域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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