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历史意识的引入，从某种程度看，历史意识正是同情态度的有效制衡。陈寅恪先生在倡言“了解之同情”即已指出其“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即研究者在有限的材料中联贯综合，常以自身所处之时代、环境、学说解释古人意志。然而，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瓦解了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权威，同时也颠覆了旧式研究原本就不成系统的范式。研究者一面享受着解禁后的思维自由，一面却不得不担当起重建一个新范式的使命，从最具科学色彩的西方理论以及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领域中吸收，借鉴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研究者在尝试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思路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流失，研究者们似乎忘却了陈寅恪先生的告诫，用一己的视野在传统上构建了一大批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系统理论——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为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文学构建自己体系而努力尝试，而在此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对传统的珍视态度——渴望中国的传统文学能够拥有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缺乏历史意识的同情与珍视最易造成对传统的误读，在借鉴的系统下，被误读的传统要想与现代和世界平等对话实非易事。
历史意识是一种语境还原，要求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回到文本的原初时代与作者的心理世界，才能获得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共同语境，研究者的思想可以在对话中自由的展示，但不能超越历史而直接进入文本与作者，否则的话，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个当代人的独自演讲，而非超越时空的生命对话。“创作心理与经验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建构与审美形态特点的关系等等在某些新方法的观照下与今人、洋人竟无二致，在他们与古人潜入同一个心灵世界同呼吸共感觉的幻象中时时会发现某种‘主义'特异功能的灵妙效应。古典文学研究中严格意义的历史分析和客观性要求在一派主观审美经验的五色光晕中悄然失踪了。”20当历史意识缺席时，“了解的同情”变成了武断的了解，强行将古人拉入自己的系统，造成对话的中断，古人的声音被屏于门外。
最后是综合思维的引入，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给文学以独立的契机，以专业化与制度化为标志的学科机制解构了文史混一的传统，文史哲从此分家。文学被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等子学科，古代文学又被切割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方向，在各个方向中又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切割。细密的分科明确了研究的范围，研究者专力一科，多有创获，亦可成一家之言。然而，钱穆先生却对这样的专家培养颇有微词，“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21通虽宽却易流于浅，专虽深却易困于窄，通、专之辩一直是中国治学之道的思辨主题，而兼顾通专，博精结合亦在思辨中成为共认的治学途径。但当现代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品性与分工合作的科学法消解了传统学术沟通天人、通究古今的学术使命感后，现代化的专家取代了传统的通儒，更重要的是，现代学科中的明确指向、严格限定、独立系统、实践方法等特性使得研治者可以迅速地进行模仿操作，古代文学研究亦不能免，时代背景、人物分析、艺术特色、社会意义等模式的叠加便能迅速地完成一道研究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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