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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