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中重要的两头有专门论述。学界有这样的说法：要搞好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必须吃透两头，在研究先秦两汉时，应注意清代以降；同样，在研究清代以来的学术时，也应该重视先秦两汉。作者基于深厚的文献功底，在对先秦两汉的易学、经学、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学术也有所涉及和研究。作者长期从事中国传统经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早先的兴趣和关注点是先秦两汉。在最早研究先秦两汉的过程中，曾大量阅读、整理、征引过惠栋、钱大昕、邵晋涵[注: 邵晋涵，生于清高宗乾隆八年，卒于仁宗嘉庆元年，年五十四岁。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进士。会开四库馆，诏徵入馆纂修，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等清代乾嘉诸老的学术著作，并对其中的相关问题有着一定的看法和研究。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虽然比较大，但却涉及学术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其中所论闪光之处可圈可点。

    二是作者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创新之处突出。比如关于《易传》的形成和学派属性问题。学界主流的观点便是《易传》乃孔子所作，属于儒家的作品，当然也有持《易传》属于道家作品等观点。作者在研究先秦诸子的过程中，对《易传》的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并指出《易传》诸篇的问世，并非是成于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学派、某一学者，而是陆续成于战国中后期易学家之手……他吸收百家，综合百家，又扬弃百家，超越百家，从而承上启下，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这个观点是对《易传》的形成和学派属性探讨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长期致力于易学的研究，在易学研究方面，打破了传统易学研究的方法和研究范畴，不局限于《周易》本身，而是将易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易学启示、影响下的整个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领域，包括曾经研究易学、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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