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革新先于散文，带动了文的革新。中唐时，散文蔚然极盛，而五七言诗处于盛唐之后，面临需要继续开拓发展的问题。此时，壮大了的散文，又转而影响诗歌，通过“以文为诗”展开新的局面。

    中唐散文兴盛，但骈文并未就此退出文苑，李商隐[注: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1—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河内怀州（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郑州）。]诗与“四六”文相通，在盛唐与中唐诗歌之外，另辟一片天地。

    晚唐温庭筠、李商隐一派诗歌，还有“向着词的意境和词藻移动”的倾向，对于新起的词产生深刻影响，形成以《花间集》为代表的令词主体风格。

    此外，受诗赋沾溉，唐小说由先前简单的志人志怪的杂史笔记，发展为极富诗情和浪漫精神的传奇；且小说亦转而影响于诗，不仅白居易[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元稹等人的长篇叙事诗跟传奇有密切联系，李贺、李商隐诸家的隐辞诡寄、顽艳瑰奇之作，也是吸收了小说的成分，至于某些带“小说气”的“小品”、“戏笔”，更兼有标志诗风转变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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