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做官 “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

记者：你的书基于个人生活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以及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观察，你曾经做过文化部的部长，从政的这段经历，对在书里面写到的自己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什么作用？

王蒙：当然，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一位台湾背景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原来是中共党官，他还在用这个词，咱们都没这个词了。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我最早的时候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的区里头工作，第三区，那时候做过很多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生活还是多。

记者：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你认为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蒙：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呢？1945年我还没有满11岁，1945年秋天，我很偶然又很准确地就和北京地下党建立联系，然后我就拼命地从他那里读那些左翼书籍，包括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说。那时候我不能说我11岁，我已经有非常独立的判断的能力。

相反，1945年以后，全世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意大利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记者：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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