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近代知识分子倡导新学时把挽救民族危亡当成首要任务，希望加强国民教育，帮助国人养成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使青年和学生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因此，当时对于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并被引入国民教育当中，成为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开篇内容。由于当时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加之科学研究滞后、学术话语权薄弱，使得自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所主张的中华民族应从西亚、埃及寻找根源的各种民族起源“西来说”纷纷传入国内，一度影响甚为广泛。

    1903年，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在中国出版，“此书是博文馆出版的‘帝国百科全书’之一种，正是这本通俗读物触发了清末知识界对‘西来说’的关注。”（孙江：《拉伯克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随即，“西来说”被引入传播公共知识的各类著作当中，“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学界名流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章太炎等亦“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浙江图书馆1915年校刊本）刘师培[注: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在《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篇》，丁谦在《中国人种从来考》，黄节在《种源篇》、《立国篇》等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对“西来说”加以肯定。在诸多“西来说”中，又分为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等，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巴比伦说。它最初由蒋智由（观云）在《新民丛报[注: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上推介，并在《中国人种考》一书中详加说明：“今全地球著名之各人种溯其始，无非由迁徙而来，后始为人类。一无变动而直为土著，以至今日此殆人种中绝无之例。然则中国人种，其原始不生于中国，此固可与他人种以同一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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