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作为“第三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文明”，显露出“新世纪”和“新文明”的曙光，“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他一面疾呼“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一面要求“将吾东洋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实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第二次之大贡献”。正是这样的价值诉求，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儒学的某些观念和话语来介绍与阐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出现了相容、相通和相融的认同关系。

 

第一，以儒学“求善”、“仁爱”的道德价值观批判资本主义，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探索社会改造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相容的关系。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价值取向的急速转换，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道德本位主义价值观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产生了某种相容状态。早期共产主义者一面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从兴盛走向崩毁的经济运动规律；一面吸收了儒家追求社会平等、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念，阐发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伦理进化法则。李大钊指出，人类进化的基础，“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他断言：“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实现社会主义，要作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两种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社会经济[注: 简介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组织的改造，以儒学注重通过道德规范的践履和伦理教育的感化进行人类精神的改造。他说：“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这里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尽管不够准确，但表达了希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仁爱思想构成互补的愿望。

 

第二，以儒学“天下为公”的“大同[注: 大同市-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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