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意义的生成来自古今思想的碰撞。对此,作者通过对钱钟书的研究来展开。作者论钱钟书,取其历史观为方法论的主轴,以为钱钟书所主张的“历史的连续性”与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有异曲同工之趣,这就意味着当代性乃是寓于传统的连续性之中,也就超越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研究进路,最为允当,可为后辈学者效法。
当代文艺理论的困境使得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获得了新的机遇。既然不能盲目地对西方进行“拿来主义”,就唯有将古代文论纳入到当代的困境中,这就是作者所言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其当代意义,而要在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来理解前人已经提出的但并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来认识其与当代各种思潮之间对话、互动、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将传统文论当作现成的理论框架简单地与当代思潮进行比较。因此,捕捉和响应时代性的问题,才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在二十一世纪得以活力重现,并且得到延伸和发展的根本途径”。
当代性实为中国文论的本土性与全球化之间互动的结果,亦是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作者指出的,全球化、信息社会既给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文学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实现人文资源价值共享,从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之更大便利,同时也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
作者的研究,方法论的思考贯穿始终。正由于这种自觉,这种不以西方时新理论曲解中国的研究进路,使得作者的研究看似没有什么惊人之发现,却发展了中国文论自身的内涵,为后学者提供了从古代汲取理论资源的所在。
(作者为杭州[注: 杭州市-杭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