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王永年更在工作之余，专心翻译他认为应该介绍给中国文学界的西方作品，而这些被引入的西方作家如塞万提斯[注: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1616年）西班牙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博尔赫斯等，对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崛起，以及文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发生了重大作用。但在王永年自己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这也反映了老一代译者的平常心，包括何兆武、杨绛、周作人[注: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等老一代作家和学者都是译作等身，但都将[注: 都将 拼音： 解释： 1.唐五代禁军统兵官名。-doujiang]之看做很平常的工作。

　　王永年曾就翻译的报酬和方法对媒体说道：“翻译稿费一般是千字60元，翻译《在路上》也是按这个标准，翻一本书赚不到1万块钱。从1980年代起就是这个价钱，一直没变过，给翻译公司翻钱会多一点，一般都是商业[注: 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经营性行为。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文件，但要得比较急。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2万块钱，那本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每天译一点，定时定量，一点一点啃。其实处理什么问题也都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王永年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是否怀念上海时说，他很怀念在上海的学生时代和后来短暂的工作时期，“我那时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出版社工作，收入也很好。就是没办法，新华社要办西班牙语的广播，到全国去招，最后把我给招来了，待遇还差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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