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六经皆史是史学家的期盼,这也没有争论的必要,经学有经学的要义,史学有史学的要义,经学的要义在求善,史学的要义在求真。各有所偏,各有所能。中国的学问与西洋的学问不同,并不是以求真为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求善。中国是以礼治国,而非以法治国。善是其目标,礼是实现的途径。
因此,我在读清人著作反观这个命题的时候,认为应该客观地来看待。在今天,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背负古人“今古文之争”的原罪,那些典籍都只是各具特质的材料而已,经史之间不应该再打来打去。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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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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