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的“文”与“学”两个层面的内容：“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柢。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唐代以前，“文”、“学”兼重；唐代以后，“学”与“文”分。由此出发，刘师培在使用“文学”概念时，做了时代上的区分，而区分的重要依据在于“修词”：唐代以前，“言语”（载之于文字的）与“文学”在孔门虽分属二科，然而在“修词”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故而“文”与“学”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一的，均属于“文学”范畴；而唐代以后，“学”（具体来说指理学语录和考据之作）的述录已经背离了“修词”的要义，因此应当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这一区分，符合“文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演变的实际。在这一点上，他要比章太炎更具有现代意识。章太炎关于“文学”的名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曾受到“五四”以后学者如凌独见、谭正璧、胡云翼、容肇祖、郑振铎等人的广泛批评，正如蒋鉴璋所说，“此义过泛，今所不取”。
刘师培的“文学”概念虽然是指“文章”、“文”等古典词义，但不同的时代其所指的对象又有所不同：周秦至唐，“文学”范围较广，史著元典、诸子论说，都包含其中，而以“修词”为衡量标准，如在《周末学术史序》文中，有一节论周末的文章学史，其论述对象包括史文、祝文、祷文等；宋代至清，“文学”范围较狭，乃指“词章之学”。“故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是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此一“文学”概念，与今世之“文学”，在具体所指上已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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