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对个人的制约，消极一面来自严格的行规，积极一面则来自集体的荣誉感。传统社会里，集体荣誉感来自家族。士大夫所要维护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家族的尊严。一个书香门第世家如果出了个败类，叫“伤风败俗”，“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誉。因此家族和地方的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力非常大。这种民间自发的约束力大大超过刑法的约束力。法的约束力很遥远，天网恢恢，疏而有漏。但民间的共同体约束力无所不在。

今天中国的反学术腐败，在我看来过于强调党纪国法，而忽视了这种来自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约束。过于依赖法律，而缺乏在共同体内部自我解决的传统和机制，这会形成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依附性关系，大小事情动辄找行政，上法院，诉诸舆论。而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哪里?有何权威的制约力?在国外，一旦发生了学术腐败，无论是性质的认定，还是最初的惩罚，都来自学者共同体内部，很少绕过行业自身的权威而直接诉诸法律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治，这就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学术自主性。无论是消极的反学术腐败，还是积极的重建好风气，我们不能将全部希望压宝在法律的健全、行政的管理和舆论的监督上，而是要将重心转移到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建设，重建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在权威。

（摘自《读书人站起来》，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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