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标准，胡适比较分析了东西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认为东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知足，故不思进取；而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不知足，故不断革新。他说，西洋[注: 西洋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西部地域概念。明朝时期的西洋是指今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郑和下西洋”、“西洋镜”中的西洋就是此义。]人由于“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相反，“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注: 天安市，韩国西部城市。在忠清南道东北。人口13.6万（1982）。农产品集散中心。曾为金产地。陶瓷、碾米、皮革工业发达。]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想当顺民。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动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可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

由此胡适得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具有着“文化惰性”的不足，这种惰性特征的症结在于中国的传统封建礼教文化，其中，中庸思想的影响最为突出。胡适为此塑造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的形象，得过且过、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甘居中游、安于现状，如此下去，中国便将成为一个“懒人国”了。如何能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改变这一状况呢？胡适认为与中国传统文明相比，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是科学、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与民主，而核心在于科学。胡适指出，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才能再造文明，而信奉中庸之道的传统文化恰恰缺少了科学的因素。“科学可以减轻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现代世界文化第一个理想目标是充分发展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的成果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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