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特别男性化的男性如李逵、张飞、武松，都不近女色，也不受诱惑。真正好色的都是白面书生，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李甲，《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而且，在这些妓女从良的故事里，女性往往都比男性坚强，更能大胆追求爱情。像花魁娘子直接对卖油郎说“我要嫁你”，这种表现可以说是男性某种程度的弱化。可是能不能把男性的弱化就解释成女性的强化呢？其实未必。我觉得与其说是女性的强化，不如说是女性的理想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或者像《聊斋志异》里的鬼故事。哪个男人不希望碰到这样一个女鬼——夜半来、天明去，要钱给钱、要色给色？男性的弱化加上女性的理想化，产生了明代后期的这种言情小说。
另外，中国传统小说还反映出中国人不太讲宽恕。鲁迅死的时候对儿子说：“如果你伤害了这个人，他却说宽恕你，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他曾说“我之所以宽恕你，并不是因为我大度，而是因为我无能。”这些话，说它尖刻也好，说它是对人性的透视也好，我觉得是很深刻的。中国小说里面也经常体现出这点。
中国人对宽恕持怀疑的态度。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们要分清“容”跟“忍”是两回事。中国很能忍，但不能容，忍有余、容不足。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都是忍。在这样的传统中来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对蒋兴哥这样的人致以崇敬。他能够宽容妻子的不贞，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男人是“乌龟”，会受到讥讽、嘲笑。以此来看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确是深刻。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看中国人的小说，我们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必须先从改变中国小说开始。冯梦龙在为《三言》写的序中谈到编选的目的，是希望将它们作为《孝经》等儒家读本的辅助读物。他说编小说的人要有一种使命感，要用小说改造社会。
从16世纪的晚明小说，到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再往下到鲁迅的小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对于为什么要写小说，鲁迅的说法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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