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从科学、经济、人文、道德多重价值区分的观点入手，演绎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乃是多重价值的制度化，而事实的结局常导致后两者的失落。为此他严肃地告诫世人：“不应把人当工具，而要把人当目的”。

　　出于此因，经济学不可单纯理解为发展学、效率学，而当与文化学、社会学、哲学联姻，演绎为“文化经济学”，就成为一个大系统，一门大科学，而对社会经济发挥正确的指引作用。

　　关于经济与人文的关系已被世界各发达国家关注。创建于1875年的日本一桥大学之所以成为闻名于世的顶尖经济大学，就是在商学，经济学部之外，还设立社会学、文化学、法学等多个学部、学科。伦敦经济学院(LSE)之所以能确立世界学府的翘楚地位，因为它在学科建设方面将经济研究与文化、社会、政治诸研究交叉结合得最好。

　　一个城市的发展要有精神支撑，要塑造城市精神，使其体现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具有时代特征、融汇先进文化。这里说的是城市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也在说明总体经济发展的应循规律。

　　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当政府已经聚精会神地注意到经济中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作用，注意到经济发展中“人”的意义与分量，中国经济的新一度起飞将是安全的、迅捷的与好运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