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发展”的“异化”与“经济”的“文化”(1) |
 |
时间：2012-8-26 18:12:47 来源：不详
|
|
|
发展唯一，量化第一、经济至尊、效率至上，一种蔓延于基层的唯经济主义的气氛是不是正在悄然蒸腾，犹如瓦斯，无声无嗅？其结果将导致“发展”的异化。
若为中国发展把脉，问题可能会出在“文化”上，中国经济一旦成为“脱文化”经济，于千年传承掉头不顾，很可能演成悖论。
文化具有三圈层构造的特点，外层说的是器械工具文化，中层说的是制度文化，其内层是心灵文化。当然，文化的外层与中层对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我们对心灵文化即人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生活哲学等与经济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照。诚如有学者从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入手，结合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势，引申出6种非理性要素与历史文化因素即人的欲望、情感、情绪、意志、意识及风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说，文化的外、中层两层对经济起着可见乃至可以触摸到的显性作用，那么心灵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则是隐性的，因其隐性而更深刻、更持久、更顽韧。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汉武帝当政之前，只是各种学说中的一种，而且不为官方所看重。笔者不是胡说，请看史书所记：[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
确实，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贵品，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有着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人们从来都把“不患贫、患不均”，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复古诉求，认定其阻滞现代发展的消极意义。然而，当一个思想既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长驻千年，试想摈弃于朝夕，谈何容易；一个民族精神[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创造力。]因素本非浮栽于营养液中的节日花朵，必有其社会形态为其结构性基础，当这个“结构性基础”还存在一天，就宛如“正在使用中的文件”，而无法凭一次“点击”就能“删除”。
在中国，“经济”被理解为“经世”与“济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精神也许正是“经济学”的中国式诠释。“修、齐、治、平”，“平”是最终目标指向，表达中国式的亲民精神与淑世情怀。“平”者，政治清明、世事安稳、天下太平，离开“平”，所有经济的业绩与速度，将无从期望。
“民为贵”，“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阅读中国文化如此的箴言，不由使人想起由黑格尔创始，完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其内涵是一个文化经济学的问题。什么是异化？即指一个事物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本来，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与丰富最广大民众的生活要求，进而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而经济异化的结果，发展没有带来多数人的物质幸福与精神尊严，反之，经济与人的亲和纽带被切断，“人”被疏离于原有的本质地位。
[1] [2]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