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总算将这部充满溢美之词、过誉之言的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注: 孝武帝，名司马曜(公元362～396年)，字昌明。简文帝子。简文帝死后继位。在位24年，因酒后戏言，被张贵人命宫女用被子闷死，终年35岁。]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的。同样，有良知的文学家，也不应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躲进象牙之塔，玩弄风花雪月，而是应该不懈追求真知，始终关注现实。因为今天的现实，即是明天的历史，所有那些传之于世而不朽的小说名著、戏剧经典、诗歌杰作，无不具有历史价值，道理就在这里。文学家，说到底，也是历史学家。所以，文学家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章怀太子那句“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的箴言，是要谨记在心的。说真话，讲真理，写真实的品德，在这位历史学家身上所体现出的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时最需要秉持的宝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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