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管控有关。假若上下文出现较多的俚俗词语，就会显示出“一＋名”的俚俗味；反之，假若上下文书面用语较多，就会显示出“一＋名”的书卷气。俚俗味和书卷气说法的交错使用，“各显神通”，正好表明汉语中累积起来的不同风格的语言因素各有其生命力。
第五，方言一直在推动着共同语语法的渐变性发展。比方说，南片方言语法前些年奉献了“有没有＋动”问句。例如：“你有没有去过三亚？”又比方说，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本来就是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现如今又奉献了新潮“一＋名”结构。如果比较一下“我想买一只小洋狗——我想买只小洋狗——我想买一小洋狗”，就会觉得，单用“一”的更为俚俗，更能反映说话人的文化背景。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这么写过：“我觉得现在这种嘲笑中已经没什么了，就是一种北方方言，供大伙儿一乐的俏皮话，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玩儿的就是心跳》中又这么写过：“这一切多陌生又多熟悉，我几乎已经思想起住这院里的刘小力是个多可爱的姑娘，一嘴京片子，穿着小花袄，身材窕窈，一笑银铃般地清脆。”这些句子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想利用京味来激活语言运用的企望和追求。
第六，子曰：“辞达而已矣。”所谓“辞达”，既指达意，自然也包括传情、调味、添彩等等切合需求的取向。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已经一语道破了语用需求引领语法格式及其语义内容发展变化的真谛了。群众创造语言，群众使用语言，群众发展语言。研究语言，顺应民心民情，贴近语用实际，这是一大原则。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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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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