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看到了方勇教授所撰《庄子纂要》八册（共400万字，学苑出版社），洋洋大观，让我又吃了一惊。近几年来，方勇教授的专著《庄子学史》、主编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先后面世，对庄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庄子纂要》的出版，也必将嘉惠学林。

    我们知道，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注《庄子》者数百家，研究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庄子》这部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庄子》），每一位学习者、研究者对《庄子》都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成果不只保存在历代的庄学著述中，也散见于其它各种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甚至诗文当中，亟需有人来梳理、整理、评价。这是我们当前研究《庄子》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有些人搞的研究，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常常凭空臆断，根据自己的“成心”发挥，这个问题方勇教授在《庄子纂要·序》中也指了出来，说“时下治庄，或鱼兔未获而筌蹄已弃，尤多华辞臆说，高谈而不根”。所以，我们要寻“根”，要有一个立论的基础。

    方勇教授受到游国恩先生《离骚纂义》的启发，集八年之功，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搜辑、整理与庄子学有关的著述，纂成《庄子纂要》。全书八册，前六册为主体部分，后两册附录《庄子诗文序跋汇辑》。《庄子纂要》前六册所收《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清光绪中遵义黎庶昌[注: 黎庶昌 ( 1837-1898)，字药斋，遵义沙滩人，晚清著名的学者、散文家，同时是中国晚清最早一批接触西方文明的外交家之一(1876年始随郭篙熹出使英国至1891年成功完成驻日事务，]辑《古逸丛书》所收覆宋本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为底本[注: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diben]。从体例来看，《庄子》诸篇前有“解题”，后有“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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