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本《尚书·金縢》首句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对照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在《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两者所言几乎完全相同。尤其《史记·封禅书》更明确指出:“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显然,司马迁认为武王“不豫”之年即其崩年,时在克商后二年。可见司马迁当年所据以参阅者,即为此传世本之《尚书·金縢》。
但是,随着清华简《金縢篇》的出现,“二年说”大有动摇之势。正如李学勤先生在其大作《由清华简〈金縢〉看周初史事》一文所言:“清华简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后在位二年说的基础于是动摇。”(载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八辑)
显然,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有其道理。盖清华简为战国简,而传世《尚书》文本的整理及司马迁对《史记》的撰作,均在西汉年间,就此而言,似不及清华简本之古;且简本《金縢》明确将武王“不豫”书为“克殷三年”,墨渖俱在。因此,李学勤先生之论持之有据,无可否认。
然而学术考证的对与错,有时不是绝对地非此即彼,两者取舍其一。即是说,肯定清华简《金縢篇》“三年说”的正确,是否就意味着传世本《尚书·金縢》“二年说”是错误的呢?显然,此事尚有可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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