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武王克商后崩年的考证，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记载武王“有疾，不豫”的传世本《金縢篇》，究竟作于何年的问题。此事《今本竹书纪年》适有记载：“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墠，作《金縢》。”这极为清楚地[注: 语出:《战国策·楚策一》：“ 楚 地西有 黔中 巫郡 ，东有 夏州 海阳 ，南有 洞庭 苍梧 ，北有 汾 陘 之塞 郇 阳 ，地方五千里。]表明，传世本《尚书·金縢篇》所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情形，应发生在文王受命十四年，是岁亦为武王之崩年。因此，若论武王于文王受命十二年克商之后，至十四年崩，其在位时间实算(14-12=2)为二年，则传世本《尚书·金縢》的“二年说”原没有错。但若将文王受命十二年克殷之年算在内，则十二、十三、十四前后共计三个年头，说明清华简《金縢篇》的“三年说”，亦是正确的，李学勤先生的看法亦没有错。这正如今人算年龄，有虚岁及实岁(即周岁)之别，没有矛盾，皆说得通。同样，这种情形还出现在传世本《金縢》“周公居东二年”与清华简《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的记载上，亦存在“二年”变“三年”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就绝非偶然。而两次改变年数的原因应如出一辙，足以说明清华简本《金縢》的整理及抄录者，在计年上显然有将实岁改为虚岁的习惯。

    那么，传世本《尚书·金縢》与清华简本《金縢》在计年上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笔者认为，这显然与记载或抄录《尚书·金縢》的史官在地域观念及计年习惯方面存在南北差别有关。比如传世本《尚书》，先秦时期[注: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　　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早有定本[注: 藏语音译。亦作“定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定制，定本位于甲本之下，员一百二十人，七品，每人领兵二十五名。]，《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及《荀子》等先秦典籍早有引用，其源甚古。至汉初，原为秦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的山东济南学者伏生整理所藏《尚书》，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其中就包括《金縢》之篇。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诸篇涉及相关问题时，其据之参考的就是伏生整理的传世本《尚书·金縢》。故可以说，先秦在北地[注: 北地，指中国古代地名北地郡，其地域大致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详细情况请参看词条“北地郡”）。-beidi]流传的《尚书·金縢》，及汉初由伏生整理的传世本《尚书·金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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